高华先生印象记

┃微斯人，吾誰與歸

高华先生印象记

© 左中甫、刘握宇／文

高华（1954.5.12~2011.12.26）

　　“高华老师到底属于哪一派，新左还是自由主义?” 
　　我曾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说起高华老师。老实说，他并不是那种容易归类的人。去年我曾选修了他的《当代中国史研究》，直到学期结束，还是没能搞清楚他的“类别”。按他的研究生小谢的说法，他应该算个“比较温和的中间派。”说高老师“温和”，这从他的广泛交游中可见一斑。他的朋友中，包括大陆的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，他与香港、台湾、美国、日本等国和地区的许多同行也多有联，与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些学者长期保持着亲密、坦诚的友谊。去年冬天，杨东平来南京开会，被高老师以私人名义请过来，还为我们开了一次讲座，谈的居然是城市环保的话题。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两个细节。其一，前两年杨振宁先生来南大，指名要见两个人，其中就有高华老师；其二，前不久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山西召开小型研讨会，特意请了他去参加。人们常讲，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对于高老师来说，其实不尽然。 
　　高老师的温和，还体现在他的讲课上。我听过他一年的课，从未见他开怀大笑过。有时候，当他说起一些趣事，台下一片哄闹，他也只是淡然一笑，旋即作严肃状，继续他的讲课。当然，高老师的课也并非一派古板。他在引证各种史料进行条分缕析的同时，经常也把一些鲜为人知的“细节”信手拈来，这使得他的课既中规中矩又厚实生动。从他的课上，我第一次知道了李南央有个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妈妈，也知道了一代名记者范长江在“三反”运动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，当时的惊讶之情自不待言。历史是一门叙事的艺术，高老师在叙述往事的时候，语言很干净，极少疾言厉色。这同他写文章时的风格是一致的。 
　　我曾读过他的那篇发在《二十一世纪》杂志上考证食品增量法和代食品的文字，以及刊载于《南方周末》上的《初读〈杨尚昆日记〉》，文章写得不温不火，语气很有节制，措辞也特别考究。他写的论文，所提出的论点，都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基础之上的。要做到这一点，说似简单，做起来却非易事。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，要想穷尽，虽耗毕生精力犹恐力不能逮，高华老师非常重视收集各种史料，他在史料运用上的严谨态度和扎实功力，尤为可贵。他平时极重阅读，大量的阅读，使他不仅积累了雄厚的“史料资本”，也能及时掌握学术研究的最新动向。正因为他对史料了然于胸，运用起来方能调动自如；正因为他随时关注学界动向，他的研究能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，让人常看常新。 
　　历史在后人看来，就是一样样的史料。同样的材料摆在那儿，有的人只能看到东西本身，有的人却能从中还原出历史来。治史者，不光要有爬梳史料的耐心，更需有感觉历史的“惠心”。无此“惠心”，至多只能在文字的平面上打转，哪能参透历史人物形形色色的复杂心态，又何以悟会林林总总欲说还休的历史记录？有了这颗“惠心”，治史者便能深入历史的立体空间，游于黑白文字经意或不经意的记载之中，体察各色人物的心灵悸动，与历史的脉搏齐跳跃，写出有血有肉亦有情的史来，为后人揭示出一幅幅虽旧还新的历史景象。这“惠心”即是对人情的练达，对世事的洞察，这既是人生阅历的积累，又是天赋的一种灵性。用此“惠心”来触摸历史，即便未亲历其事，写出来的史，亦能处处透着身逢其时的“感觉”，令当事者读了心有戚戚焉。 
　　这内外兼修的“功”，成就了高华老师的“史”。他实证主义的严谨、朴实的学风，得到海内外诸多学者的赞赏；他的研究成果，在学界、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；高老师是如此卓有成就的一位历史学家，可你如果把他想象成个大学究，那就错了。 
　　在生活中，高老师大约也称得上一个温和的性情中人。和他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学生，往往会提到他的坦率与真诚。听人说，高老师治学之余阅读面颇宽，也常看电视剧，甚至连一些样板化的东西和肥皂剧也看得津津有味。前不久，全国各地热播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，他嫌不过瘾，竟然去街上买回整套碟子，一家人连夜突击，至凌晨两三点钟方罢。 
　　不过，仅用“温和”一词还远远不能概括高老师。据我观察，高老师其实又是一个异常冷峻的人。他的冷峻潜藏在温和的表像下，那是一种无法言传的纯粹个人化的体验，即便坐在教室的后排，我也能清晰的捕捉到这种早春般的感觉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课下的闲聊中，居然就有同学向我说起过大致相同的感受。按我的理解，他的冷峻，一方面源于史学工作者的职业素养，另一方面可能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。一般说来，治史的人本来就有一种理性的严峻，更何况他治的又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史。众所周知，这一段历史，无比丰富却又异常沉重，轻轻翻开哪一页，都会给人以特定的暗示和无形的塑造。他长期浸淫其间，不经意间冷峻自然就会随之而生。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闲聊中，历史的苍凉与无情，人生的悲喜与无常，全都消融在他平静的声调中，让人随他的描述遐思迩想，不经意间就生出许多沧桑之感。进南大后，我还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过高老师的家世。他父亲是地下党老干部，对中国革命曾有过特殊贡献，但后来的经历却颇为曲折；他本人十六岁起即去工厂作了八年工人，直到恢复高考才重返课堂。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无苦涩的人生际遇和波折，对他的思想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。因此，无论是河南信阳惨绝人寰的“人祸”，还是WenGe中旷古未有的“封建”迷信，在他的表述中都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冰凉和冷峻；而对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，他又总是加以充分的肯定，尽管他在肯定的时候也同样保持着低调。 
　　这种冷峻也使高老师在众多的史学工作者里显得相当独特。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注疏传统的国度，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，本来就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思维和路径，但他却坚持以史料说话，力图回避种种非学术化的研究倾向（比如“宏大叙事”）。平心而论，这种学术范式其实是一种自讨苦吃的选择，他注定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；而在当下的语境中试图复制出历史的现场感，他又要时时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，力图将话语打磨得平滑圆润，以照顾到不同视听者的口味和习惯。他在此类“修辞”上所下的功夫，相信细心的读者和听众不难体会到。 
　　高华老师的代表作被人誉为“传世之作”，是高老师“在厨房里写了改，改了写，整整耗时十年才完成的”，至今邻居还记起他当年穿着棉袄伏案疾书的情景。十年磨一剑，拿出来的东西当然是精品。在该书后记中，他曾提及自己写作中的种种感触，诸如数据匮乏，项目不便申报等等，读来令人为之动容。按他的朋友朱学勤的说法，中国是一个磨练人类耐性的好地方。高华老师既然主动选择了这种独特的治学方式，他当然理应接受这些因致力于复制“历史真实”而伴生的“现实真实”。“温和”也许是他的天性，但更可能是他与四际互动的特有方式。 
　　今秋重见高老师，我惊讶的发现他竟然已满头华发。据说，高老师是“少年白”，以往他一直染发，至今方辍。在我看来，正值中年的他顶着满头霜雪挥洒于讲台，穿行于街市，似乎更为本色。历史是一种容易让人早生华发的学问，中国又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动情的地方，有一点白发又有何妨呢？为此，我常常在离讲台很远的地方默默凝视他，凝视他完全复原了的满头白发。在那里，历史的温和与冰凉，生命的色泽和重量，都因真实而显得无比冷峻。

　　选自《歷史筆記 2》，高華 著，黃駿 編輯整理，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585～589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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